潜龙勿用: 新闻与政治

范跑跑：可以逃跑但不能无耻

Wed, 25 Jun 2008 15:15:20 GMT

“教育部回应范跑跑：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
教育部也算比较保守的了，“观察”了这么久才表态。
不过这个表态我是一般支持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可以逃跑但不可以无耻。

地震来的那一刻，他跑了不能怪他。但后来他说了那些话他就错了。
正如有一句话：他长得丑和怪不是他的错，但跑出来吓人就是他的错了。

范跑跑还敢自诩“思想最有深度的老师”，真是无语。
从他的言论看，他的思考只是浅尝辄止。
在灾难来临时逃跑是人的本能没错。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逃跑没有错。

他在辩说中不断地将理性推向极端来支撑自己。
可是理性能够走向极端么？

如果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这般的自私自利，那这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么？这样的一个社会能不让人心寒么？

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只是想引起点轰动，但殊不知他的言行触犯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底线。一个人类社会不能再让步的底线。
后续的辩解就只像是一个做错事又死不认错的小孩的反应了。

刀俎与鱼肉
每个人，当自己是刀俎的时候，都会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是，
当自己成了鱼肉的时候，你能坚持这句“古训”么？

单纯从生理构造上来说，人类是自然界中非常脆弱的一个物种。
但它能够得以生生不息，除了智力之外还得益于它拥有族群关怀的精神。
作为一种K对策的生物，这样的一种关怀必不可少。

中国商业银行的霸道之处

Wed, 26 Dec 2007 07:51:14 GMT

柜员机取出假钱--->银行无责

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

柜员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

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钱--->用户盗窃，被判无期

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

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

08年假期早知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Tue, 18 Dec 2007 04:51:44 GMT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7〕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为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及早合理安排节假日旅游、交通运输、生产经营等有关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08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国际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07年12月30日—2008年1月1日放假，共3天。其中，1月1日（星期二）为法定节假日，12月30日（星期日）为公休日，12月29日（星期六）公休日调至12月31日（星期一），12月29日（星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6日—12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放假，共7天。其中，2月6日（除夕）、2月7日（春节）、2月8日（正月初二）为法定节假日，2月9日（星期六）、2月10日（星期日）照常公休，2月2日（星期六）、2月3日（星期日）两个公休日调至2月11日（星期一）、2月12日（星期二），2月2日（星期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4日—6日放假，共3天。其中，4月4日（清明节）为法定节假日，4月5日（星期六）、4月6日（星期日）照常公休。
　　四、“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1日—3日放假，共3天。其中，5月1日为法定节假日，5月3日（星期六）为公休日，5月4日（星期日）公休日调至5月2日（星期五），5月4日（星期日）上班。
　　五、端午节：6月7日—9日放假，共3天。其中，6月7日（星期六）照常公休，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为法定节假日，6月8日（星期日）公休日调至6月9日（星期一）。
　　六、中秋节：9月13日—15日放假，共3天。其中，9月13日（星期六）为公休日，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为法定节假日，9月14日（星期日）公休日调至9月15日（星期一）。
　　七、国庆节：9月29日—10月5日放假，共7天。其中，10月1日、2日、3日为法定节假日，9月27日（星期六）、9月28日（星期日）两个公休日调至9月29日（星期一）、30日（星期二），10月4日（星期六）、5日（星期日）照常公休。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07年12月15日

国务院令:《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Sun, 16 Dec 2007 13:56:21 GM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13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已经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作如下修改:将第二条修改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
    (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
    (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
    (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
    (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
    (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
    此外，对个别条文的文字作了修改。本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根据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为统一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假期，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
    (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初二)；
    (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
    (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
    (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
    (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
    第三条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
    (一)妇女节(3月8日)，妇女放假半天；
    (二)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
    (三)儿童节(6月1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8月1日)，现役军人放假半天。
    第四条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
    第五条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
    第六条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则不补假。
    第七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什么转载"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赞助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一文

Mon, 30 Oct 2006 04:02:29 GMT

人家说抵制日货是不明智的，这当然指的是那种全面的抵制，就是凡是日货我都不买。但是在感情上多少对买日货有些隔阂残存。
不过看了我转载的“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赞助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那我就想，OK我不盲目的抵制日货，但我坚决的抵制这些做右翼分子奶妈的日货，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支持的人顶！

另：最近打算购买DC了，查了很久，看来是只能买日货的了，CANNON，OLYMPUS，NIKKON... 统统日货！他们在这个行业我看已经是垄断的地位了。不过CANNON的棒棒问题至今没有满意的处理方式，让我本来投给它的票作废了。

又想起伟大的猴哥对于“日本人”的阐释了（反正我是从他那里的得到的启蒙）。不过最妙的是那个给“日”这个词赋予现有的不雅意思的人，使得这一个“日本人”的词每次想起都有痛快淋漓的感觉。

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赞助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

Sat, 28 Oct 2006 05:49:28 GMT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宣传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大肆煽动对中国的仇恨。在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同时，人们也许很少了解到，日本右翼势力得到了不少日本大公司的支持，其中更有一些日本公司在中国有着不少生意。

日本财团支持新历史教科书

日本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委员会早就企图要在日本全面修改现有的反映侵华历史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并将“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等全部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

鲜为人知的是，该组织得到了日本许多很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的鼎力相助。据初步统计，近3年来，“编纂会”出版了100万册否定和篡改历史的各类图书，每年在日本700个以上的地方组织举行各种集会和报告会，年均活动经费至少需要 4.2亿日元，这些经费90%是靠日本财团提供。在“编纂会”编写和出版严重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过程中，得到了95个企业、16个财团的资金援助，援助资金高达5亿日元。

在编撰会的网页上表明支持立场的企业包括三菱重工、住友生命、石桥公司、东京三菱银行、鹿岛公司、中央青山监察法人、日野汽车、东洋纺织、大成建设、中外制药、大林组、富国生命保险相互公司、清水建设、日商岩井、味之素公司等等。

推动右翼势力扩张

日本大财团并不仅仅甘心于幕后操纵，它们往往从后台走向前台，扮演各种极右角色。一方面，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右翼组织。如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而“日本会议”的分会“大阪会议”的核心成员，也是来自大阪有名的企业。另一方面，一些大财团首脑还频繁出头露面，发表许多极右主张。

日本经济界的右翼人士与右翼分子相互勾结，直接跳到前台，企图打造日本“远航之船”。日本经济界的右翼人士主张以拥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为筹码，说服美国给予日本更多的防卫自主权，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或要求对本国和美国政府施压，主张抛弃日美安保体制，“独船出海”。这两派虽在具体方式上有所区别，但都对日本扩充军力、加速走向“政治大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并未使日本经济界对其僵化体制和保守思维进行革新与反省，反倒使保守势力得到强化和膨胀。以某些大财团、大商社为代表的经济界保守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介入政局，使日本政局右倾化日益趋强。

财团行为令人警惕

在侵略亚洲邻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财阀是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助推器。但这些财阀在战后却没有被整肃，大部分保留了其经济实力。战后，这些财阀或新的财界和企业又沦为右翼组织的经济后援，并借用这些右翼组织捞取政治资本。

在这次支持歪曲历史的新教科书的企业中，有不少我们十分熟悉的企业，如三菱、住友，此外还有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在国内大做广告的朝日啤酒。不少公司一方面与中国有着生意往来，在中国获得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又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其所作所为不能不令人警惕。

（特约记者肖建群）

背景资料：日本财团是右翼势力的“财神爷”

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揭开了日本公司与右翼势力之间的扯不清的关系。实际上，日本不少公司财团的大力支持，已经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一个根本原因。据日本《选择》月刊的保守估计，日本右翼团体当前至少有900个，人数高达10万人之众。这些右翼团体，都与日本经济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财界不仅是右翼势力的“财神爷”，而且它们自身也通过各种形式组成阵营。财界阵营，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影响并不亚于“编纂会”这类右翼团体。如以三菱重工业公司、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川崎重工业公司、富士重工业公司、三井造船公司、住友机械公司为代表的军工企业所组成的“国防族”，就是一支能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右翼阵营。

海湾战争后，“国防族”就以敦促日本向海外派兵为突破口，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加速向军事大国目标迈进。为此，它们与日本军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司老板成为日本防卫厅和自卫队的常客；它们与一些自民党元老关系密切，经常请这些元老出山，左右日本政局；它们还以“公司董事”或“公司顾问”的名义，网罗了一大批自卫队退役的高级将领。

在阵容强大的“国防族”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每年都以近50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稳居世界军费支出第二位；日本防卫厅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增加了许多大型装备的订货，使日本上述大公司今后5年的军需订货率达到100%；本来应由日美共同研制、联合生产的F-2先进战斗机，也改由日本公司单独生产，仅此一项，就能为其军工企业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利润。

中央政府机构部门利益问题突出增添了国家风险

Thu, 12 Oct 2006 05:16:15 GMT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警惕部门利益膨胀

　　文/江涌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部门利益膨胀突出特征

　　一是部门利益最大化。

　　部门利益是指行政部门偏离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变相实现小团体或少数领导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权力衙门化”与“衙门权力利益化”。过去，部门利益多体现为政治利益。市场经济发展，使部门（包括一些虽已“公司化”但仍有行政管理权的机构）不仅作为一个行政主体，而且还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没有完全落实职权法定原则，相关职权又处于调整之中，一些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努力巩固、争取有利职权（如审批、收费、处罚等），冷淡无利或少利职权，规避相应义务。集中体现为超编（部门领导通过扩张政府部门来扩张自己的权力）、超支（突破财政预算、拓展预算外收入）倾向，极端体现是部门领导个人或集体腐败。

　　二是部门利益法定化。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制及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央机构广泛存在借法律规章来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如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与“程序法定”使部门利益法定化。由于立法机构本身的因素，导致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多由政府部门起草。近20年来，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85%。此外，还有大量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

　　三是部门利益国家化。

　　部门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本应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有些政府部门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为积极巩固、谋取本部门利益，将部门意志（其实往往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或将国家意志歪曲为部门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强化行业管理之由，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比较严重的国家化倾向。

　　四是部门利益国际化。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有的中央机构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资源控制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有的中央机构的部门利益与境外集团商业利益的交织正日趋紧密，在一些重大涉外政策上，有时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带来的隐性危害

　　降低行政效率，助长行政腐败。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的突出特点是，决策与执行不分，机构设置偏多，职权交叉重叠。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则积极“作为”；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不作为”。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超国民待遇”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行政执法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管理，这也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

　　部门利益膨胀不仅降低行政效率，而且助长行政腐败。

　　部门职权与资源配置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审批（特许与垄断经营权等）。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批必然引起“寻租”盛行，导致行政腐败。如国家某“委”本应是一个主管中长期规划的超脱部门，但实际上，既承担宏观调控，又负责项目审批，权力过度集中。实践证明，部门利益必然使之忽略宏观趋势把握，重视具体项目审批；借宏观调控之名，强化行政审批。例如2004年全年审批20万元及以下项目高达800个，与该“委”职工数相当。这不仅造成宏观调控手段的错位（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而且引发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职责冲突，并和相关地区、行业利益紧密连在一起，成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焦点。

　　增加经济运行成本。

　　部门利益膨胀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隐形超编”（从外部“借调”）普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开支50%以上用于“养人”（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某教育机构年招收学员约1200人，而在册工作人员1400多人，农民工1500多人，退休员工800多人，教职员与学员的比例约为3:1，效率明显低下。部门利益膨胀使得行政收费难以清理取消，损害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借权谋利正使公权部门向自利性组织演变。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若能够规范清理收费，全国每年将增加60万～80万户中小企业，可新增6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能源、电信、铁路等行业，借助垄断，维持垄断高价，获得垄断利润，造成财富分配扭曲和资源配置恶化，“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与行业垄断存在紧密关联。

　　增大国家经济风险。

　　长期以来，先部门利益后国家利益，重部门利益轻国家利益，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甚至为部门利益而不惜牺牲、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大国家的经济风险。部门利益的一个重要外在体现，就是机构超编、预算超支，由此造成财政开支压力不断增大，使得政府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得不到有效实施。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外企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未能适时调整，这不仅不利于中资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且加重我经济对外依赖。更不利的后果，是制约我有关产业的长远发展，使得国内比较完善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尤其是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面临严峻态势，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排头兵”有些为外资企业所控制。由于行政力量保护，垄断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严重缺陷，隐含着重大经济风险，“中航油”、“中棉储”以及国有银行大案要案不断等，就是集中体现。

　　增大国家政治风险。

　　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集团或个人利益，损害大众利益，必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损害党与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一些部门决策往往反映的是强势集团的利益，社会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因为部门利益，政府袒护地产开发商，被拆迁户利益得不到保障，“抗法”与“上访”不断；火车票每年到点调价，而且总在普遍反对声中“听证成功”，引发大众不满；工商、质检等肆意收费，导致创业艰、就业难等。部门利益使一些改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严重偏离社会公正方向，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

　　部门利益膨胀的缘由

　　公共权力市场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部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条条”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部门中仍多多少少存在或新生一些下属企事业或中介组织。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部门本位主义由此而不断增强，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事业逐渐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给予下属企事业以行政垄断或特许经营，而下属企事业则向主管部门输送经济利益；

　　经济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一些“利益觉醒”的政府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开始用手中的权力主动牟取利益，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职能也处于转变中，各部门的职责难以清晰、科学界定，部门关系还有待理顺。因此，有的“利益觉醒”部门趁机不断强化、扩展职权，巩固、谋取部门利益。

　　利益集团施加影响。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政府拥有广泛资源与强大干预能力，我国的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众多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商务部下属的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拿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我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这是我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保持“超国民待遇”不变以及内外企税率未能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是金融（四大银行、一大保险）、能源（电力、石油）、邮电（邮政、电信）、运输（铁路、民航）、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或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如自然垄断、国家安全、为政府赚钱等）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维持垄断。

　　三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或通过显形与合法途径，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来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即所谓“黑嘴”）；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财政制度不健全。

　　现有的财政体制缺失强化了部门利益。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西方国家很早就实行“零基预算”，每年在制定预算时，皆从零开始，重新编制。如今一些国家采用更为先进科学的“绩效预算”。我国名义上引进“零基预算”，实质仍按“基数预算”运作，即确保上年预算基数，并逐年上升。因此，有关财政政策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既得利益的确认上，导致财政开支刚性，部门机构超编超支。

　　立法体制不规范。

　　一方面，我国立法机构存在缺陷，人大在立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尚待确立，人大代表不是职业化，相关专家比例低，不能或难以自主立法，只能委托行政职能部门代为起草。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制订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有时监督不力。国务院有关法制机构在相关人员数量与素质上难以保证；而在立法的公正性与执法的便利性上，难免向部门倾斜。因此，“部门立法”与“法出多门”情形突出。

　　部门内部制约力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职能部门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容易导致行政监督与制约缺失，往往使得领导个人意志成为部门意志，而所谓“部门利益”往往也是部门领导利益。市场化使行政职能部门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更加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使领导集体易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维护力量与衡量标准的情形下，职能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来制定本部门的方针政策。□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瞭望》文章：一如既往关注贫困学生

Thu, 12 Oct 2006 03:15:27 GMT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一如既往关注贫困学生

　　文/林蔚

　　近日，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真是不小的口气！一言以敝之地、不屑地就把善意的媒体对贫困学生善意的关注和善意的呼吁全踩到了脚底下，其“武断”之态还真有点因“无知”而“无畏”的味道。

　　其实我们完全没兴趣就究竟是谁无知这个问题打口水仗，因为公众十分清楚，公众与有关部门某些官员在穷孩子上学问题上的真正分歧根本不在“知”的层面，而在立场。

　　这一点，今年初还是这位官员的一番话早就有了清晰的揭示。当时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这样说：“穷人，你没钱就不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你消费不起。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你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你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毫无疑问，从媒体的角度，我们不仅从来就没有漠视过国家为贫困孩子上得起学所做的一切努力，有关部门官员所言很少见到这样的报道那显然是他孤陋寡闻，或者是视而不见；而且，我们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认为，作为社会良知的媒体，我们多年的关注呼吁在政府出台有关政策中起了一些作用；我们继续关注，继续呼吁，是因为贫困学生的确还有不少因各种原因难以得到资助，不少贫困生上学仍然困难重重，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关注，促使政府为贫困学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使今后贫困生上大学真的能够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媒体有什么错吗？事实上，指责媒体很少报道政府拿了几百个亿资助贫困生的“功德”，本身就非常地莫名其妙。且不说你不过是用纳税人的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人民没有义务要感恩戴德，媒体没有义务要歌功颂德，就算是你希望媒体“表扬”，也不能靠“骂”来压服吧？

　　作为媒体，我们多么希望今后不再有上不起学的贫困学生需要报道需要关注。但这不取决于媒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穷孩子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公平通道还不通畅，我们就会继续关注，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那么，有关部门除了斥责媒体“无知”外，是否也该更多地想想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贫困生的各种问题，更多地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职责呢？